汪國真的朋友說他總是能很快到達一個境界，例如寫詩，寫成了一個現(xiàn)象，也寫到了課本里;寫書法，居然寫成了國禮;作曲，作品被收入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材。對此，汪國真直言：“有人說我的詩不好，我就要證明，我不僅詩寫得好，在其他領域我也是可以的。”

 

　　讀大一時發(fā)表了處女作

 

　　汪國真祖籍廈門，父母自廈門大學畢業(yè)后被分配至勞動部。1956年，汪國真在北京出生。機關大院長大的汪國真，在父母的影響下，八九歲時接觸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古詩詞，又通過大院間的互相借書，讀了《復活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
 

　　1971年，15歲的汪國真初中畢業(yè)，此后在北京第三光學儀器廠度過了7年“三班倒、開銑床”的工人生活。

 

　　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突然傳來，心有不甘的他憑直覺感到這是“改變命運”的機會。1978年9月，汪國真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，時年22歲。他感到他的好日子來了。

 

　　大學期間汪國真成績一般，“我做事憑興趣，對分數(shù)歷來看得不是很重，特立獨行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。”他開始寫作，形式是詩歌。

 

　　1979年4月13日，汪國真在食堂吃午飯，同學陳建平說，《中國青年報》發(fā)你的詩了。他有點半信半疑。飯后他去圖書館，知道《學校的一天》發(fā)表了。幾天后，他收到了編輯寄來的鼓勵信，以及稿費2元。

 

　　這極大地鼓舞了汪國真。從此，他常去閱覽室，記下地市級以上刊物的地址，“把作品像撒網(wǎng)一樣撒向全國各地的報刊”。90%是退稿，3個月后換信封再投往另一家。“我當時寫和投都很隨意，對自己要求不是很高。”也有人認為他有極強的“發(fā)表欲”，但他認為自己是“有事業(yè)心”的人。

 

　　1986年，已是而立之年，自覺一事無成，他有緊迫感。《熱愛生命》先后寄往北京、四川兩家報刊均未采用，第三次投稿后才中，發(fā)表后被1988年第10期《讀者》收為卷首作品。他開始收到讀者來信，詢問哪里有他的書。

 

　　無法抹去的“汪國真年”

 

　　1990年是汪國真年。

 

　　《年輕的潮》首印15萬冊，此后數(shù)次再版，達到60多萬冊。“年輕”系列印數(shù)總計超過100萬。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盜版書，“加上盜版，我的書總數(shù)超過一兩千萬。”

 

　　《年輕的潮》在北京王府井書店一個月內賣出5000本。在上海，汪國真的詩集曾有一個上午賣掉4000多本的紀錄。庫存賣光了，還有很多人在排隊。

 

　　“自己當時也沒有怎么樣，忽然就火起來了。命不錯。”他說。

 

　　他所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為應付每天給汪國真的幾百封來信，將收發(fā)室人員由1個增至3個。“什么樣的人都有，什么樣的內容都有，訴苦的，要求指正的，求愛的。后者一般會很含蓄，夾朵花，疊個什么東西，也有寄照片的。”也有女軍官來信告知，她生日時，“收到8本汪國真的詩集”。

 

　　他受邀去全國40多所院校講學，其中北京30余所。“這個跟經濟收入沒有聯(lián)系。”由于演講后學生紛紛沖上來要求簽名，校方不得不組織人員拉成人墻護送其通過。

 

　　短暫的復興了朦朧詩

 

　　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朧詩出現(xiàn)并且一時風靡。接下來是后朦朧詩、第三代詩還有第四代詩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詩壇或者說在詩壇之外出了一個汪國真，他的詩讓人讀懂了，讓人脫口而出了，也很被說三道四了一番。

 

　　論影響，汪國真還真是一不小心把新體詩推到了頂峰，好歹是大眾化的頂峰。至于藝術水準高下深淺，是追求世俗的成功還是追求靈魂的高貴，那是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只看那陣勢，實在讓人目瞪口呆。汪粉、真絲數(shù)量不好統(tǒng)計，至少他詩集的發(fā)行量恐怕已創(chuàng)造了后人很難超越的紀錄。

 

　　汪國真的詩大紅后，似乎后無來者，前無古人。但是拜互聯(lián)網(wǎng)之賜，格言體作家層出不窮，后來者有安妮寶貝、郭敬明等。只是現(xiàn)代人的口味與風氣大為轉向，當時以樂觀，積極，促人深省為美，現(xiàn)在多為傷感，孤獨，旖旎之作。汪國真表示，他沒趕上好時候，雖然書賣了很多，但他那時是稿費制，一般人10行詩無非40元，出版社給他80元，他已經感覺是天上掉餡餅。

　　后來，汪國真去玩書法、畫國畫，甚至搖身一變成為作曲家，雖然至今他還被稱為詩人，但是他本身的熱鬧已經跟詩歌沒有多大關系了。

 

　　不管怎么說，這是新詩的悲哀。

 

　　從1992年至今，15年以來沒有哪個寫新詩的人如此興風作浪。前不久聽說有人把一些白話分成行叫做梨花詩，能熱鬧多久不得而知，也許用不了多少時候大家已經不知梨花詩為何物了。這是一個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時代，但不是一個各領風騷數(shù)百年的時代，誰也別想在某一個領域的頂峰占據(jù)太久的風光。

 

　　把音樂當詩寫，把書畫當音樂寫

 

　　成名后，應酬眾多，不僅是簽名，還常被人索要題字。盛情難卻，字又拿不出手，1993年，汪國真開始練習書法。練了1年，每天1小時，“后來沒時間練，但已有了很大改觀了。”

　　他用毛筆寫信，時代文藝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，便約他出書法集。“我出什么書都暢銷。”他還是覺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，于是將詩、文、書法結集在一起。

 

　　此后一發(fā)不可收。至今，汪國真的墨跡已遍布南北，尤以河南、山西為盛，“河南18個市我只剩下兩個沒去過了”，并深入各領域。他常舉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，主管們有人讀過他的詩歌，經過商討，一致認同請他寫一種紅酒的酒標。

 

　　我也屬于音樂!2001年，汪國真開始學習作曲，“買了些音樂方面的書，一邊看書，一邊試著把旋律記錄下來。”

 

　　2003年10月，汪國真與山西北武當山風景區(qū)合作，舞曲專輯《幸福的名字叫永遠》發(fā)行1萬張。2006年，雙方再度合作，《名家歌頌北武當》DVD專輯推出，歌詞相當直白。

 

　　此后，汪國真開始給古詩詞配曲，計劃完成400首，現(xiàn)已完成300余首。“你看我現(xiàn)在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：寫詩，書法，音樂?？赡芤院笪視c時間，在畫畫這塊鉆研一下。”他說。

 

　　汪國真還擅長畫中國畫，尤以花卉和墨竹見長，他的畫追求工筆畫精美細致的逼真作用，又注重寫意畫潑墨渲染的酣暢淋漓，使得作品別有一番情韻。2006年6月出版的《作家通訊》封三是汪國真的國畫牡丹，他在附言中寫道：人們都說藝術是相通的。于是，我把音樂當詩寫，我把書畫當音樂寫。如此而已，豈有它哉?

 

　　對于自己不聽跨界，他曾以一首《我喜歡出發(fā)》表明心跡：凡是到達了的地方，都屬于昨天。哪怕那山再青，那水再秀，那風再溫柔。太深的流連便成了一種羈絆，絆住的不僅有雙腳，還有未來。